台港新儒家“中国艺术精神”阐释的悖论反思
  作者:孙琪    来源:众智文化论文网     查看:3013次 字体:
  摘要:台港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阐释共同出现了三大悖论:一是他们所谓“纯粹之艺术精神”实则无法“纯粹”,二是艺术精神与道德精神表面并列实则并不平等,三是在他们建构的“中国艺术精神”里,艺术最终被“精神”湮没,成为可有可无之物。悖论产生的最终根源在于他们标举“中国艺术精神”的指向并非艺术,而是文化精神和价值。他们以心性之学解读中国传统艺术的路向是对宋明儒学的延续,而非超越。
  关键词:台港新儒家;中国艺术精神;新儒学美学
  “中国艺术精神”是现代新儒学美学中的核心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家之第二代——台港新儒家的几位学者(方东美、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中国)艺术精神”这个词汇。但真正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正式提出并加以论证的第一人,是唐君毅。唐氏在40年代集中探讨了这一话题,之后60年代,徐复观成书《中国艺术精神》,研究更加深入。唐、徐二位先生作为台港新儒家的学者,在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时候表现出诸多相同的倾向。挖掘这些共性,进而揭示话题阐释中存在的悖论及其根源,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艺术精神”和把握台港新儒学美学思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纯粹之艺术精神’’何以“纯粹”?
  唐、徐二人在诠释中国艺术精神的时候都作了儒、道二分,并且都认为庄子艺术精神为纯粹的艺术精神。唐先生说:“孔子之艺术精神是表现的,充实的,而非观照的空灵的。纯粹之艺术精神重观照。观照必以空灵为极致。统于道德之艺术精神,必重表现其内心之德性或性情,而以充实为极致。故孟子日充实之谓美。”唐氏将儒家艺术精神定位为“充实”,显然是从艺术主体——“我”出发来考虑的。儒家艺术精神之主体,总是将万有客体收摄于“我”之情性中,陶养之、安顿之,然后再以“我”观物而物皆着“我”之色彩。于是,“我”之情志得以借客体形象或物质媒介表现、发挥出来:“故观乐可以知德,乐为德之华,乐可以养德,金声玉振,以象德之盛”。与“充实”相对的是“空灵”和“纯粹”,纯粹即毫无夹杂:“道家以道无乎不在,平齐万物,而观道于蝼蚁梯稗。此正是一观照的欣赏的艺术精神。故庄子亦以天籁、天乐象征得道之境界。纯粹观照的、欣赏的态度,必使对象空灵化,成即虚即实者。而道家之道,亦即有即无,似有似无之物,而存于希夷恍惚、虚无寂寞之境。道家之人生观,唯重齐是非、忘生死得失利者,以忘物我之别。物我之别忘,而游心于万象,与天地之一气,此观天地之大美之艺术境界。物我相忘,而以神遇,不以目视,以游刃于虚,此成人间之大巧之艺术精神。”。可见,庄子艺术精神之主体是去除了主观性(内心之德性或性情)的主体,所以是一颗纯而又粹的“心”,是忘我、丧我之“心”。以此“心”观物,即如以物观物而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无别,则虚实空灵而纯粹。
  唐先生是以哲学立命的学者,那么,在他所建构的哲学体系里,这种纯而又粹的“心”是否真的存在?他的道德哲学和存在哲学认为,一切精神的外显、一切文化活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或日道德理性,“求美本身亦依于一道德心灵而可能,故亦表现道德价值。而求美之活动亦复待人之道德意识为之基础,其他之文化活动之为之扶持,乃能继续表现道德价值,而使求美之活动之继续成可能。”庄子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之美不容我私有而独欣赏、独表现。由是求美之活动可以使人自制其私欲,而培养其道德之价值。所以说,求美之心依于一大公无私之道德心灵。这个道德心灵,源于形而上的道德自我,它超越又遍在,遍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庄子当然也是秉持着这种心灵来观照万物的,所以才能成“大仁”、“大美”、“至德”。庄子虽平齐万物、不执是非、无住善恶、看淡生死,但仍是秉着一颗大爱之心导人在烦恼苦楚无奈之俗世中实现超脱,通过解救自我以圆成普度众生。所以唐君毅认定,道家的“虚灵之心,无善恶,性则至善而无恶”。如果说这种“心”是纯粹的,那也只是表面的纯粹;表面之下,依然有百感交集、五味杂合、至情至性的人间体验。试想,如果从无痛苦,又何来超脱?如果从无桎梏,又何来自由呢?正是因为有了对人间世的切身体验,才能发现天地之大美,才深知美的可贵。所以庄子之求美,亦必“依于一道德心灵而可能”。并且,从文学本身来看,唐先生坚信“一切文学皆原于人之自觉的依其情志之所向,而构想一故事或境界以成”,“因文学既必依情志,而有其故事与境界,则文学所述之故事与境界之美,必不能离人之情志。人之情志,原不能无一道德意义与善的意义”。这也正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主要价值所在。
  所以,不论是就文学艺术自身来看艺术精神之主体,还是就道家之“心”来观照主体,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纯粹之“心”。这不能不说是唐先生在哲学体系中构建“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悖论。
  无独有偶,徐复观先生在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时候,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常需要在仁义道德根源之地,有某种意味的转换。没有此种转换,便可以忽视艺术,不成就艺术。……由道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则是直上直下的,因此,对儒家而言,或可称庄子所成就为纯艺术精神。”显然,徐先生也是从艺术精神之主体出发来作定位的。儒家的仁义之心,必然成就道德精神,却不一定成就艺术精神,若旦成就了艺术精神,必然是夹杂着道德意味的艺术精神,因为它根源于一颗仁义之心;道家的虚静之心,则安设不下仁义,要对道德的负累加以摆脱,不仅安设不下仁义,也安设不下欲望、知识、功利等的负累,这种“虚无”之心,可以说是一颗纯粹之心,因而开出纯粹之艺术精神。从这种角度考虑,确可以解释得通。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徐先生标举“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用心。
  的确,由庄子思想开出的中国艺术精神,是可以屹立于世界艺术殿堂之上而无愧于世人的,但这种艺术精神在现代社会必要有所担当。在现代艺术趋向堕落、毁灭的路上,中国艺术精神必要担负起拯救艺术的社会责任,为文化的复兴挑起一根大梁。那么,中国艺术精神以什么来拯救艺术?当然是以它的“精神”。所以徐先生才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的自叙中指出:现代艺术作为对时代、社会的顺承性反映,对现实而言犹如火上浇油,而承继庄子精神而来的中国山水画,作为对时代、社会的反省性反映,则可解除现代人的疲困。在这种包含着价值判断的比对中,徐先生所持的仍然是一种道德的标准。并且,中国艺术精神既然蕴涵着对时代、社会的“反省”,又如何保持“纯粹”之身呢?徐氏所建构的中国艺术精神,本就是为拯救现代艺术而来。要将失落了道德、生命、价值的现代艺术从空虚无望中拯救出来,就需要一种蕴藏着深厚的道德、生命和价值的充实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只能是,也必然是中国艺术精神。然而,徐先生忘了,一种“纯粹”的艺术精神,在它自己纯粹的生命中,又何以能为人类的未来承受如此之重呢?
  二、艺术精神与道德精神何以并列?
  唐君毅和徐复观作为台港新儒家的重镇,对于艺术和道德及其两者的关系,有着总体一致的认识。他们都深信:艺术与道德,乃中国文化的两大支柱;艺术精神与道德精神,乃中国文化中最为光辉灿烂的双星。因此,两位学者毕生都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世界文化的发展,而不遗余力地去挖掘和倡扬这两种精神。有趣的是,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他们常将二者并举以凸显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可在他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诠释里,又时常出现一个更为高大的道德精神的身影。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新儒家们的精神深处,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到底是并列平等的,还是主次的,抑或是从属的关系?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是贯注、主宰于中国之宗教、科学精神中的,而“中国文化之以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为主,吾将谓其自周代已然。周代之礼乐,乃古代文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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