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宗教事务公共管理创新研究
  作者:罗振建 林…    来源:众智文化论文网     查看: 字体:
  摘要:应对转型期我国宗教领域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解决转型期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大力推进宗教事务公共管理创新。转型期宗教事务公共管理创新的主要思路在于:创新宗教事务管理的基本理念;进一步完善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维持宗教信仰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关系的基本平衡;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化建设;创新宗教事务管理的格局;创新宗教事务管理的手段。
  关键词:转型期;宗教事务;管理创新
  社会转型使我国宗教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带来了重大影响。做好转型期宗教工作,需要大力推进宗教事务公共管理创新。
  一、转型期我国宗教领域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一)宗教群众性更加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党逐步确立并深入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群众的基本权益得到了较好保障。与此同时,转型社会带来的张力和压力使我国公民的宗教需求呈现增长态势。目前,有关方面提供或估计的我国信教群众规模不尽一致,有的数据之间差异还比较大。周恩来在1956年5月30日接见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两个伊斯兰教代表团时,基于我国“作为六亿人口的国家”[1], 提出中国的宗教徒“差不多有一亿”的粗略估计[1]309。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发〔1982〕19号,简称19号文件)对我国信教群众人数进行了估计[2],据此可推算当时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信教群众规模总和为1600多万。我国五大宗教的官方网站也提供了信教群众的数据。综合这五个网站估计的数字,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信教群众人数加起来的规模有4600余万人,比19号文件估计的数量多了3000余万人。1997年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则估计,“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3]。北京零点调查公司2007年一项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则推算,在 16岁以上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大约有1.87亿人;自我认同为基督宗教信仰者大约有3350万人,其中基督新教信徒约 3000万人,天主教徒约 350万人;自我认同信道教的人口为1200万人;此外还有各类数量庞大的民间信仰群众。如果加上几乎全民信教伊斯兰教信教群众2000万人,这些数据总和约为2.5亿人[4]。由此可见,无论上述哪种数据估算,都说明我国信教群众人数的绝对数量和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宗教生态日益多样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宗教形成了以五大宗教为主体的多种宗教共存发展的新格局。一是我国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这五大宗教继续保持发展态势,仍然占信教群众的主体。二是在五大宗教之外还存在一定数量规模的其他多种宗教及其信教群众,出现“教外有教”现象。“除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之外,还有较小的、局部分布的宗教如东正教等”[5],存在三一教、金幢教、罗教、真空教、斋教、天地门教、弘阳教、西大乘教、普渡道、魔公教、妈祖信仰等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通过外商投资、劳务输出、科教文化交流、涉外婚姻等多种交往形式,犹太教、摩门教、巴哈伊教等国外的一些宗教也在我国存在和发展。三是出现天主教内“忠于教皇”的所谓“地下教会”与三自爱国教会、基督教内“未登记”的“家庭教会”与三自爱国教会等“教内有教”现象[5]99。
  (三)宗教受全球化进程影响日益突出。社会转型期是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时期。全球化进程对我国宗教产生了显著影响,带来了国外宗教在国内的进一步传播、扩散,促使我国信教人数的增加。西方的东正教、犹太教等传统宗教以及诸如摩门教、巴哈伊教等新兴宗教也致力于在我国发展信徒、扩大影响。其中,不可忽视的是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利用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来扩散宗教和开展宗教活动,甚至利用它们来从事非法宗教活动乃至反华活动。
  (四)宗教受信息化进程影响日益明显。伴随社会转型期的信息化时代,宗教迎来了“2.0世代”。网络时代的宗教以在线宗教、数字化宗教或虚拟教堂等形式存在并开展活动。宗教及宗教行为在网络上主要表现是宗教新闻信息网络传播、宗教网络出版、网络传经布道、网络法事法会、网站捐赠流通等方面[6]。网络在宗教领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网络对宗教事务管理提出了新挑战。网络客观上已经成为特殊的宗教活动场所,对原先基于实体思维制定的宗教法规和管理方式有很大突破,成为了宗教事务管理的一个新“盲区”。
  (五)城市化进程对我国宗教影响巨大。城市化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截止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1.3%,拥有城镇人口69079万人[7]。城市化给我国宗教带来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城市人口的集中和各种便利条件为宗教的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城市化对宗教事务管理带来了一些挑战。一是对原先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宗教区域分布格局产生了影响。城市化进程使得大量信教群众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而城市单位制的式微更加剧了信教群众的流动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城市宗教比重的增加,农村宗教在一定程度会有所萎缩。农村的宗教资源也会流向城市,产生农村宗教信徒、教职人员不足和素质下降等问题。二是城市化使得城市宗教的需求大于供给的趋势日益明显。城市宗教资源供给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信教群众需求的问题更加突出。
  (六)宗教领域各类矛盾不断凸显。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多发性和易发性在宗教领域也有所体现。宗教领域的敌我矛盾不断凸显且并存交织。宗教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方面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一是宗教及宗教组织的有关权益问题,如宗教房产遗留问题、宗教房产拆迁问题、风景名胜区宗教场所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利益关系问题不断突出。二是宗教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宗教教职人员的素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宗教教职人员管理不完善,时有发生的假和尚、假道士等事件带来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三是宗教一定程度存在“世俗异化”,如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片面强调“宗教为经济建设服务”,使宗教产生媚俗化现象,极大影响了宗教的形象。此外,宗教领域的敌我矛盾日益突出,主要体现在一些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来从事分裂活动、制造混乱、破坏稳定和谐局面。
  二、社会转型期我国宗教事务管理的问题
  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应对宗教领域的上述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支撑宗教事务管理的方针政策、思维观念不断完善,宗教事务管理日益科学化。但是,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仍然存在同社会转型不相适应的两个突出问题。
  (一)宗教事务管理的理念更新还不够积极。当前,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两重性问题认识上依然存在重消极性管理、轻积极性发挥的倾向,在宗教事务管理中虽然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种“适应论”与以往的“鸦片论”相比,有历史性的超越和本质性的进步,但它们都是着眼于宗教具有消极性、主要从宗教消极性出发来思考和处理宗教事务管理问题,忽视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积极性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问题认识上存在重管理对象、轻服务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们是人民群众的重要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因而既是宗教事务管理的工作对象,更是宗教事务管理的服务对象和依靠力量;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重承担被依法管理义务、轻依法享有信教自由权利,往往不能满足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长的信仰需求,因势利导地开展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宗教事务管理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重政策管理、轻法治管理,宗教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等。
  (二)宗教事务管理中长期抑制性思维带来的宗教供需不平衡状况亟需调节。现阶段我国的宗教供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转型期信教群众的需求,但宗教事务管理在促进正常宗教供给方面仍然存在种种障碍。这既有宗教方面自身的原因,也有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不足。一是宗教场所数量不足问题。目前很多宗教场所尤其是城市的宗教场所往往表现得很拥挤。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部分信教群众找不到合适的宗教场所过宗教生活。与庞大的信教群众相比,我国宗教场所的开设数量、开设规划均显得滞后。现阶段,我国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的审批较为严格,程序也较为繁杂。开放的、公开的宗教活动场所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地下宗教活动场所,如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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