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作者:黄修志    来源:众智文化论文网     查看: 字体:
    提 要:“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关键词:小中华馆;小华集;小中华意识;李穑;朱子学
  高丽末年,著名大臣李穑(1328—1396年)在高丽与明朝建交的前夕,思接百载,视通万里,回首了当年高丽与宋朝交往的几段往事,赋诗曰:
  国家遭遇宋文明,礼乐交修最太平。
  制诰褒崇天语密,朝廷覆焘海封清。
  病求药物来医老,闲阅军容报祸萌。
  万古难磨忠义在,小中华馆岂虚名?1
  这里的“小中华馆”代表了什么,李穑为何提起“小中华馆”,他期望或寻求着什么呢?
  自唐朝起,朝鲜半岛逐渐从分裂趋向统一。新罗统一半岛后,因与唐朝有着牵制渤海国的共同需要及对中原文化的需求,大力加强与唐朝的联系,崇慕唐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学习和引进唐朝礼乐制度。高丽王朝建立后,虽然长期受制于辽金,但其内心始终承认宋朝正朔,“舍辽事唐,尊中国而保东土”,2不断遣使如宋。全海宗认为,“慕华风”是朝鲜半岛持续到朝鲜王朝末期约800年间的慕华思想,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尚,“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明高丽不顾与辽、金、元的朝贡关系,仍然与这些国家所厌嫌的宋朝维持朝贡关系的原因。”3然而,仅仅从文化角度来分析高丽的“慕华”思想显然是不够深入的,因为这种“慕华”思想的背后深受东亚复杂局势而带来的现实利益的驱使。面对辽金的威胁,宋朝和高丽之间逐渐建立起战略性的外交关系,双方使臣往来不断,宋朝接待高丽使臣的使馆也发生着变化,由此“小中华馆”应时而生。4
  一、宋丽外交中的“小中华馆”
  根据《高丽史》的记载,高丽末恭让王时期,时值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大臣朴础针对高丽佞佛的习气,向国王上疏回顾了高丽与宋朝的交往:“我国家,自庚寅、癸巳以上,通儒名士,多于中国,故唐家以为君子之国,宋朝以为文物礼乐之邦,题本国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1在朴础排佛的语境中,“小中华馆”被提了出来,表明宋朝认为高丽乃文物礼乐之邦,所以把高丽使臣的使馆题名为“小中华之馆”。然而此段记载较为疏略,既没有点明具体的年份,又没有透露高丽使臣的名字。后来朝鲜著名历史学家安鼎福(1712—1791年)所修的《东史纲目》中,详细记载了“小中华之馆”的由来:
  (文宗三十年)秋八月,遣使入朝于宋。工部侍郎崔思谅奉使入宋,谢恩、献方物。宋以本国为文物礼乐之邦,待之浸厚,题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所至,太守郊迎,其饯亦如之。2
  高丽文宗三十年,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高丽派遣“主文柄,名重一时”的崔思谅为谢恩使赴宋贡献方物。3宋朝礼待甚厚,不仅将高丽使臣馆舍题名为“小中华之馆”,而且派高级官员出城迎接,饯别时亦给予同样的礼待。对崔思谅这次谢恩使行的背景和过程,《宋史?高丽传》有载:
  往时高丽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涂由明州诣阙。从之。郡县供顿无旧准,颇扰民,诏立式颁下,费悉官给。又以其不迩华言,恐规利者私与交关,令所至禁止。徽问遗二府甚厚,诏以付市易务售缣帛答之。又表求医药、画塑之工以教国人,诏罗拯募愿行者。九年,复遣崔思训来,命中贵人仿都亭西驿例治馆,待之寖厚,其使来者亦益多。尝献伶官十余辈,曰:“夷乐无足观,止欲润色国史尔。”帝以其国尚文,每赐书诏,必选词臣著撰而择其善者。4
  契丹占据燕辽之后,高丽前往北宋,起初在山东半岛的密州和登州作为登陆港口,后来因此条航线距离契丹太近,遂改航至明州登陆。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高丽文宗王徽遣崔思谅5至明州,宋神宗命其所宠幸的太监仿照都亭西驿的旧例为崔思谅使团修治使馆,由此礼待渐渐深厚。然而,《宋史》中并未提及北宋为高丽使团修建“小中华馆”,也没有提及高丽使馆的名称,只是言及仿照都亭西驿的规格修治使馆。而“都亭西驿及管干所,掌河西蕃部贡奉之事”,相对于接待辽使的“往来国信所”来说,接待规格并不高。6后来契丹在北疆对宋朝的压力越来越大,宋朝日益重视对高丽的外交。宋廷鉴于与高丽同文的关系,专门以“同文馆”接待高丽使臣,并派内臣入同文馆掌管高丽入贡。7在崔思谅朝贡的时期,北宋对高丽礼待渐厚,所过州皆筑馆接待,州官迎送且供给丰厚。8后来还不断提高礼待高丽使臣的规格。9
  北宋对高丽使臣的接待规格越来越优厚,高丽使馆也越来越正式化和规模化。1高丽使馆在初期从一般意义上的蕃邦使馆转变为“同文馆”,表达的是北宋对另一同文国家的认可和亲近。因为环顾天 下,只有高丽与北宋具有文化的同质性,书同文,遵华制。既然同文,将高丽使馆称为“小中华之馆”也是情理之中。现存中国史料中,并没有对“小中华之馆”的记载,可能是由于“小中华之馆”只是宋人对高丽使馆的一种非官方称呼,它在初期只是“同文馆”的前身或别名,但高丽使臣郑重其事,将之认真记载下来。
  “小中华馆”的出现不仅仅是高丽慕华的历史风气使然,更重要的是,宋朝和高丽同时面临着辽金强大的威胁,急需联手制衡辽金。受契丹阻隔,高丽一度中断向宋朝贡,然而从未放弃修两国之好的努力。咸平三年(1000年),高丽使臣自陈“国人思慕皇化,为契丹羁制之状”,后又“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契丹。2熙宁二年(1069年),高丽文宗王徽又自言尝梦至中华,作诗《上元夜梦至汴京观灯》以纪其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3其后努力遣使如宋。北宋则专门以“同文馆”接待高丽使臣,后来又升高丽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之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4这体现了随着宋辽矛盾的日益加深,北宋逐渐加强笼络高丽以牵制辽国。
  北宋在给高丽的赐诏中,不断赞扬高丽与宋的文化同一性,“书契同文,衣冠袭邹鲁之容”。5宋太宗还曾邀请高丽共击契丹:“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义之邦。而接彼边疆,罹于虿毒,舒泄积愤,其在兹乎!可申戒师徒,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奋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寇。”6然而高丽慑于契丹强压,并没有与宋结成坚实的军事联盟。宋朝经历几次大败后,逐渐加强联丽制辽的措施。仁宗庆历年间,枢密副使富弼(1004—1083年)在其《守御十二策》中提出联丽制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今契丹自尽服诸蕃,如元昊、回鹘、高丽、女真、渤海……独高丽不伏,自谓夷齐之后,三韩旧邦,诗书礼义之风,不减中国。契丹用兵,力制高丽。高丽亦力战,后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颇常劳其制御。高丽亦终有归顺朝廷之心……朝廷若得高丽,不必俟契丹动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卒未敢尽众而南,只此已为中国大利也。7
  元丰年间,为抵抗辽的侵扰,重启宋丽外 交,神宗派安焘、陈睦出使高丽。高丽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接待典礼,“国人欢呼出迎,徽具袍笏玉带拜受诏,与焘、睦尤礼,馆之别宫,标曰顺天馆,言尊顺中国如天云。”8高丽大臣向安焘吐露心声:“王遇使者甚敬,出诚心,非若奉契丹苟免于边患。”安焘笑答:“尊中华,事大国,礼一也,特以罕至,有加尔。朝廷与辽国通好久,岂复于此较厚薄哉!”9安焘在外交辞令中表示高丽对待宋辽应该礼数一致,但实际上在“尊中华,事大国”的言说中已从心理上将高丽拉近,其目的亦是为了笼络高丽“夹辅天朝”。自古小国夹在大国之间生存,就必须依靠灵活的外交策略。朱熹就说:“高丽与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灭者,多是有术以制之。”10高丽之“术”无非是安焘所说的“尊中华,事大国”。所以在当时复杂而微妙的“三角关系”中,11宋丽在战略利益上一拍即合,且辽夏割据后,宋失去了东北和西北两个最重要的养马场,12必须依靠高丽海运北方马匹。13南宋建立不久,高丽使臣尹彦颐入见,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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