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百年英译(1842—1946)的历时性描述研究
  作者:吴永昇 郑…    来源:众智文化论文网     查看: 字体:
alizing)。他认为,中国小说通常缺乏复杂的情节(intricacy of plot)、丰富的插图(fertility of illustration)与感情的升华(elevation of sentiment),却成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食粮(mental aliment of the lower classes),被广泛传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聊斋志异》就是其中一例[10]。
  我们发现,梅辉立所撰《书籍解题——聊斋志异》已经不仅仅是一篇简简单单的介绍文章,而几乎可以归为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论文。梅辉立指出,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评判,《聊斋志异》故事枯燥乏味(bald and prosaic in the extreme),叙事破碎零乱(broken),但公平而论,蒲松龄在中国文学界的声誉与地位更多地是建立在其写作方式而非其作品内容。梅辉立认为,蒲松龄的作品简单(concise)而纯粹(pure),令人想起中国古代史家的写作特点,但他又旁征博引,还加入了许多插图,独具特色[11]。梅辉立还以《酒友》为例,对《聊斋志异》的狐仙故事进行了简要分析。梅辉立在文末甚至提到,马礼逊(Morrison)在其《华英词典》当中将中国的“妖”比作英国作家斯宾塞所说的“仙后”(the Faery Queene),但这一比喻既奇怪又不合适,由此可以推断马礼逊从未看过《聊斋志异》[12]。其言下之意就是,《聊斋志异》值得英语读者一阅。因此,梅辉立完全是看到了《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所以才撰文加以评介。
  (四)本节小结
  从郭实腊到卫三畏再到梅辉立,三位欧美译者对聊斋故事的译介都还显得很零散、无序。郭实腊仅仅介绍了九篇聊斋故事的大致内容,这最多属于缩译或编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卫三畏与梅辉立分别翻译了两篇和半篇聊斋故事,但其译文并非独立存在,而是成为其著述的组成部分,成为他们展开论述的实例与证据。从这种角度来看,自足意义之上的《聊斋志异》英译历程显然还没有启动。
  三、高潮期:19世纪70—90年代
  (一)版本考录
  1874年7月,《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第2卷第6期、第3卷第1、2、3、4、5期与第4卷第1期分7次连载英国驻华领事阿连壁(C. F. R. Allen,即Clement Frencis Romilly Allen,1844—1920)翻译的《聊斋志异故事选译》(Tales from the Liao Chai Chih Yi)共18篇聊斋故事。据考察,《中国评论》各期分别刊登的聊斋故事如下:《考城隍》(The Apotheosis of Sung Chow)、《狐嫁女》(The Fox’s Marriages)、《娇娜》(The Fortunes of K’ung Hsüeh Li)、《细柳》(Hsi Liu)、《赵城虎》(The Pious Tiger of Chao—Ch’eng)、《长清僧》(The Metempsyhosis of the Priest)、《青蛙神》(The Frog God)、《崂山道士》(The Taoist Priest of Lao Shan)、《云萝公主》(The An Family)、《偷桃》(The Theft of the Peaches)、《巩仙》(The Fairy K’ung)、《西湖主》(The Lord of the West Lake)、《夜叉国》(The Country of the Sea Demons) 、《丐僧》(The Sturdy Beggar)、《宫梦弼》(Kung Ming Pi)、《画皮》(Painting Skins) 、《仇大娘》(Ch’iu Ta Niang)、《张诚》(An Account of the Porcelain Tower)。同时,第2卷第6期还载有阿连壁自撰的“引言“(Introduction)。
  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聊斋志异》英译史上的重要人物。最初,翟理斯将《罗刹海市》译为“The Lo—ch’a Country and Sea Market”,发表在1877 年 3 月 29 日出版的由上海华洋通闻社编辑的《华洋通闻》(Celestial Empire)上。不久之后,他又将《续黄梁》这篇聊斋故事译为“Dr. Tseng’s Dream”,载1877 年 4 月 12 日出版的《华洋通闻》。到了1880 年,翟理斯独立完成的2 卷本《聊斋志异英译选集》(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由英国德拉律公司(Thos. De La Rue & Co.)在伦敦出版,此后又多次修订再版。该译本是翟理斯在广州副领事任上完成的,书中共包括164篇聊斋故事,另附有唐梦赉序与《聊斋自志》的英文译文。1882 年,翟理斯所著《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一书由德拉律公司在伦敦出版,书中“Dynastic Sketches”部分的第五章“The Mings(A.D. 1370—1650)”即由他翻译的聊斋故事《金和尚》(The Rev. Mr. Gold)构成。
  1894 年,缅甸仰光的德沃兹出版社(D’Vauz Press)出版了《神镜》(The Celestial Mirror)一书,译者为毛继义(J. A. Maung Gyi) 和陈途宏(Cheah Toon Hoon of P?觝 Kàm) 。此书选译了《聊斋志异》(Liau Chai)、《包公案》(Pau Kong An, or decisions of Pau kong)中的多篇故事。但是,由于该书传世极少,我们未能亲见该书,所以不知道书中选译了多少篇聊斋故事,也无从知道译文的质量与风格等具体情况。
  (二)译者考察
  目前所见,在19世纪70—90年代,只有两位独立译者(阿连壁、翟理斯)和一对译者组合(毛继义和陈途宏)参与了《聊斋志异》的英译历程。
  阿连壁与翟理斯这两位独立译者都是英国驻华外交官。阿连壁于1863年来华,历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厦门领事馆翻译、驻镇江与福州领事等职。而翟理斯则于1867年来华,历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英国驻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的副领事与领事,直至1891年回国[13]。至于毛继义和陈途宏这对译者组合,我们目前还只知道前者是一位爵士(Sir),曾在1930年代理过英国驻缅甸总督(Acting Governor)一职[14]。
  同时,阿连壁与翟理斯也都是英国汉学史上的重要汉学家。阿连壁曾将《诗经》译成英文,书名为The Book of Chinese Poetry,由英国的K. Paul, Trench, Trubner公司于1891年在伦敦正式出版。翟理斯则与理雅各和德庇时并称为英国早期汉学家中的三大星座,其汉学成就包括《华英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中国文学瑰宝》(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著译成果,无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至今都少有人可与之匹敌。
  (三)目的分析
  我们未见阿连壁点明其翻译意图所在,但是,在其“引言”中阿连壁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聊斋志异》的成书与文体特点。比如,他指出,虽然《聊斋志异》书中有些不过是戏法故事(accounts of… clever conjuring tricks)或历史故事(histories of extraordinarily virtuous or clever men and women),但多数则是描述鬼、狐、神、怪等等的神异故事(fairy tales)。又如,他认为,《聊斋志异》用词精炼(terse)、地道(idiomatic),因此,尽管中国文人(假装)鄙视小说,但他们却对《聊斋志异》无比喜爱[15]。这样看来,阿连壁看重的是《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他之所以选译聊斋故事,应当是要向英语读者介绍这部奇书,使之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
  翟理斯则在其《聊斋志异英译选集》的“引言”(Introduction)中明确指出,由于媒介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形象被人为扭曲(a distorted image),许多中国传统习俗(包括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为西方读者所嘲弄、谴责(ridiculed and condemned)。《聊斋志异》描述了中国人的许多宗教信仰与传统习俗,所以他希望自己的这个英文译本能够引起读者对于中国事务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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