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
  作者:田霖    来源:本站原创     查看: 字体:
摘要:针对金融排斥最新研究进展与不足,将其理念分解为接触与使用两个层面,剖析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内在关系,并结合我国的实证研究,提出切断风险传递的复合链条,削减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金融排斥;过度负债;金融包容
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与过度负债(Over-indebtedness)一直是欧洲国家关注的两大问题。伴随近年私人债务恶化、失业率上升、家庭收入下降及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过度负债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次贷危机之后,亚非拉农村地区的家庭债务负担亦引发学术界与实践部门的重视。底层金融市场的不稳定、2010年印度的小额信贷危机以及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的过度竞争问题逐渐暴露了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在强调对贫困和弱势人群金融全覆盖的同时,易忽略其潜在风险,引致过度负债及金融排斥的恶性循环,使这一悖论性问题的解决愈加困难。
  本文首先对金融排斥理论进展作一梳理,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接下来结合国外最新研究动向,探讨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内在关系,并结合我国农村经验证明及实证检验,最终提出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包容,消除过度负债潜在危机的相关策略与措施。
  二、金融排斥最新研究进展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金融排斥的研究兴趣不断升温。早期的金融排斥文献主要侧重于剖析金融网络和服务的地理可接触性或可渗透性(Leyshon A andThrift N,1994;1995),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该专题进行了全方位探讨,包括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易被排斥对象、排斥的动态过程、原因与后果等。金融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复合概念,简而言之,即妨碍经济主体接近及使用主流(Mainstream)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杂要素集合和动态过程。Kempson和Whyley(1999)将其概括为六个维度:地理排斥(Physical Access Exclusion)、评估排斥(Assessing Exclusion)、条件排斥(ConditionExclusion)、价格排斥(Price Exclusion)、营销排斥(Marketing Exclusion)和自我排斥(Self-Exclusion)。关于金融排斥的诱因,学者基本达成共识:年龄、商业环境、地理区位、私人储蓄、就业状况、房屋所有权、可支配收入、金融教养、技术条件、种族等(Kempson,2000;Kempson&Whyley,1999;SEDA,2005;Leyshon A&Thrih,1997;May0,1997,Howell,2005)。由于对金融排斥的定义各异,导致研究视角和政策重点的千差万别,如Regan和Paxton(2003)从金融深度与宽度两个方面阐释排斥问题,指出与需求宽度(Breadth of needs)相比,参与深度(Depthof engagement)尤为重要。Sinclair(2001)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界定金融排斥:前者指被某种特定信贷资源或者金融服务(包括保险、账单支付、储蓄账户)排除在外,后者则是引致相对贫困阶层被主流金融服务排斥的要素集合;Leyshon和Thrift(1997)及FSA(2000)认为金融排斥源自于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两者交错关联,金融包容的演变历程同时也是少数个体与家庭被金融遗弃(Financial abandonment)的过程;Chambers(2004)提出文化演化以金融排斥的形式出现:早期英国银行主要为社会上层和商人服务,并不面向社会大众,而今服务于大众的文化氛围(Universal Bank)导致银行不仅是一个企业实体,更承担了社会责任,盈利目标和社会目标存在冲突,总有部分个体面临金融排斥。Chambers同时扩展了金融排斥的维度,将由于低收入而引发的无法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称为收入排斥(Income Exclusion)。
  纵观纷繁的金融排斥文献,最近的研究从三个层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与发展:
  第一,研究内容有所拓展:不仅研究发达国家劣势群体的金融排斥,而且逐步关注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地区的金融排斥;在完善微观个体金融排斥分析的同时,开始探讨社区与区域层面的金融排斥;出现文化与制度转向。
  如Amaeshi等人(2007)对Nigeria基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的研究;Dayson(2004)则探讨了金融排斥对个人、贫困社区及城市经济的影响;Ayadi与Rodkiewicz(2007)强调了区域效应(Area Effects),即金融服务的使用效用性不仅取决于“你是谁”,而且取决于“你在哪”。
  同时金融排斥具有传染效应,导致匮乏地区(Areas of Deprivation)排斥的集聚特性。Turnbull,Bostock与Crebbin(2008)分析了某些发达国家金融排斥的重要诱因——种族(Ethnieity)。
  Hersi(2009)则更为深入地探讨与信仰相关的金融排斥,剖析伊斯兰金融如何削减英国的金融排斥程度,提出索马里、孟加拉以及巴基斯坦的社会经济结构影响人们对金融产品的选择,需要设计出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金融产品(Shari’a Compliant Financial Products)及建立专门的社区发展组织以满足发达国家中少数困顿弱势社会群体的金融需求;Chambers(2004)则完全从文化角度解析英国的金融排斥。
  第二,研究方法有所更新,金融排斥量化研究薄弱的局面有所改观。绝大部分学者借由问卷设计、实地调研及访谈形式,收集第一手数据,通过典型案例的透彻分析,一方面对金融排斥程度进行评估,另一方面构建Logit或者Probit模型,确定引发金融排斥的诸多要素。如Chambers(2004)将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现象学(Phenomenology)TY法有机结合进行个案(Template)分析。Dayson(2004)通过对Leeds地区410户居民的普查和访谈,构建经济模型,探析底层居民的金融需求以缩小城市的两极分化;Collard、Kempson与Whyley(2001)对Barton Hill地区的案例分析等。
  不仅如此,金融排斥的实证分析中,不再局限于某一项金融服务或产品,而是建立一般模型,综合反映金融排斥的诸多诱致要素,而不拘泥于单独零碎地探析某些因素对某单项金融服务(如Bank Account)的影响。
  如Devlin(2005)全面考察各要素对Current Accounts、Savings Accounts、Home Contents Insurance、Life Assuranee及Pensions的作用,确立了关键的六个诱导要素,即就业状况、家庭收入、住房拥有状态、婚姻状况、年龄及受教育程度。
  第三,研究目的更趋明确,研究结论实用可行。除了专业机构(如FSA)定期公布国家金融排斥的总体评估与远景规划之外,来自于不同大学的学者倾向于与当地City Council合作,有针对性地为城市金融发展开出药方。减小金融排斥、实现金融包容业已成为国外政府部门金融管理决策过程中优先考察的议题。
  如European Commission(2008)针对不同国家的金融排斥争论提出的政策建议;Dayson(2004)与Leeds市政府合作,对该地区金融排斥程度的详细解读;苏格兰政府出台的Financial Inclusion Action Plan(2005)等。
  这些研究成果很多已经被政府采纳,用以解决金融排斥、金融沙漠(Financial Desertification)、金融遗弃及金融饥饿(Financial Starvation)问题,以求加速金融包容进程,并提高国民的金融能力(Finan

[1] [2] [3] 下一页

  • 上一篇论文:
  • 下一篇论文: 没有了
  •   相关论文
    没有相关论文